2023年7月，乌鲁木齐市某公司负责人李某组织员工在郊区一家农家乐进行团建。聚餐期间，王某饮酒约500毫升后站立不稳，众人将其搀扶到沙发上休息。团建结束，李某安排6名同事送王某回家。抵达王某家后，有同事打电话联系王某的妻子赵某，告知其王某醉酒状况。赵某建议将王某送至附近医院，众人照办。后王某因抢救无效死亡，死因为异物导致窒息，心跳呼吸骤停。

事后，赵某将某公司、李某及送王某回家的6名同事诉至法院，要求共同赔偿120万余元。

赵某认为，李某组织此次活动，且和同事未劝阻王某饮酒，在王某醉酒后处置措施不当致其死亡，应担责。

某公司辩称，王某参加公司聚餐属于法律规定的自担风险情形，公司在聚餐后安排专人将王某送回家，事发后垫付5万余元医药费，故公司不应担责。

其他被告也认为自己不存在过错。

法院审理认为，聚餐以及共同饮酒属于正常的人际交往行为，不具有违法性。同饮者在饮酒过程中对醉酒者的提醒、劝阻属于一种道德义务，而非法定义务，不能因为王某过量喝酒时同事未提醒、劝阻或者提醒、劝阻不力而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。

从本案来看，没有证据证明其他共同饮酒人存在对王某强行劝酒、逼迫饮酒、许诺条件饮酒等不当行为。但当天王某喝酒后全身瘫软，已明显处于醉酒状态，其他同饮者应当负有扶助、照顾、护送、送医等救助义务，以避免危险发生。而李某安排未饮酒的其他同事将王某送至家中，一定程度上尽到了扶助、照顾的义务。

事实证明，王某因送医延迟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李某等人未及时将王某送医，错过最佳抢救时机，其行为属于履行救助义务不完全适当，应认定存在未尽法定救助义务从而构成不作为之违法行为。从原因角度分析，王某的死亡是其过量饮酒的自身行为直接导致，而作为共同饮酒人，在饮酒后履行救助义务不适当是导致王某死亡的间接外部原因，所占因素不超过10%。

最终，法院判决某公司、李某等被告共同赔偿赵某9万余元。目前，该判决已生效，各被告已履行赔偿义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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